发布：暴朋振
走进北京大卫中医医院，无论是镌刻在外墙的大幅标识、还是悬挂在门堂的显眼招牌；无论是楼层回廊的宣传张贴，还是就诊科室的几案书柜，放眼尽数中医文化的经典佳句，满目皆是中医文化的彰显表达。（中红网金梅摄）
张占宗院长在他的办公室兼诊疗室里，亲自给患者进行针灸治疗。（中红网江山摄）
张占宗院长的办公室兼诊疗室里，正壁和两侧是多层高大的书厨，叠放着都是中医古籍。（中红网江山摄）
在张占宗院长办公室兼诊疗室内墙的一角，有一个双层保险箱，打开来一看，里面珍藏的中医古籍珍本孤本善本，其中有一个用黄缎子包好的“书包”。（中红网江山摄）
张占宗院长打开这个“宝贝”书包，取出一本二德堂耿先生的钞本《眼科奇方》。在书的扉页，开宗明义写道：“此书乃苏郡叶天仕先生秘传。存留济世，屡试屡效，百发百中。“（中红网江山摄）
在大楼二楼有一间库房，里面是满满一屋子的古籍，这儿珍藏着由一千多个古代中医堂号的手抄本。右一为中红网总编辑江山，右二为院长张占宗，左一为中红网专题编辑部主任吴志云。（中红网金梅摄）
在大楼三楼有一个大库房，这里有9排长达20多米、分隔4层的大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已经初步整理后的万册中医古籍。自右至左：张占宗院长、江山总编辑、吴志云主任。（中红网金梅摄）
在这些古籍中，大约有数千名当时的名中医流传下来的良方，可以说是集大成、汇大流的民间中医诊疗“百科全书”。图为张占宗院长（右）向江山总编辑介绍有关情况。（中红网金梅摄）
在创办大卫中医医院不久，张院长就将这批古籍陆续从河北保定运至北京。由于年代久远，他发现这些古籍的纸张普遍泛黄老化，有的边角残缺，有的脆不可触。（中红网江山摄）
张院长表示，保护好文献古籍，既是改善当前古籍存放状况、抢救濒危古籍所必需，又是一项长期不断的经常性工作。（中红网金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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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红网、振兴中医云平台北京2020年10月10日电（江山、吴志云）
走进北京大卫中医医院，无论是镌刻在外墙的大幅标识、还是悬挂在门堂的显眼招牌，无论是楼层回廊的宣传张贴、还是就诊科室的几案书柜，放眼尽数中医文化的经典佳句，满目皆是中医文化的彰显表达。
这是北京大卫中医医院“文化特色”的现场展览。
这是张占宗院长致力于“文化兴院”的真情写照。
一、中医古籍的“书海”
早就听说了北京大卫中医医院拥有50000万册中医古籍。能否一睹这批“文化瑰宝”的尊容，成为记者的奢望。
2020年9月13日上午10点，我们再次相约来到这儿采访。我们在张占宗院长的办公室兼诊疗室、会客室与他见面时，他正在亲自给患者看病并扎针诊疗。
记者一面看着张院长对患者的“望闻问切”，一面巡视他的“诊室摆设”：正壁和两侧有两排多层高大的书厨、一顶两层的书柜。书厨和书柜里面，叠放着的全部都是中医古籍。
张院长处理完门诊事务，戴好白手套，拿起一串钥匙，打开书柜的门，说：“今天我让你们看个够。”听到这句话，我们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在张院长办公室内墙的一角，有一个双层保险箱，打开来一看，里面珍藏的居然都是中医古籍珍本孤本善本，其中有一个用黄缎子包好的“书包”。征得张院长的首肯，他打开了这个“宝贝”，取出一本二德堂耿先生的钞本《眼科奇方》。在书的扉页，开宗明义写道：“此书乃苏郡叶天仕先生秘传。存留济世，屡试屡效，百发百中。诚患目之金丹，有瞽目复明之妙，回天再造之功。兹特抄录珍宝，阅者甚勿视为泛泛，则幸甚。”张院长告诉我们，这个保险箱里，珍藏的都是最古老的、年龄最长的古籍；特别还有盖着乾隆皇帝玉玺的，留有道光皇帝 “此书好”御批的奇书。
在大楼二楼的一间书库，我们看到了满满一屋子的古籍。张院长告诉我们，这儿珍藏着由一千多个古代中医堂号的一万多种手抄本和刻印本；其中有许多是名医名家名方的绝版孤本。
在三楼，张院长领着我们参观了“中医药古文献室”。这里有9排长达20多米、分隔4层的大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已经初步整理后的万册中医古籍。在最里边的第九排书架上，是专门用黄缎子包裹好的60大包珍贵古籍。
据该院提供的资料表明：2004年4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古籍数字化研究人员，对张院长所收藏的中医古籍进行了现场考查，计有古籍约3900余种、50000余册（套）。2019年，该院又一次对这批古籍进行了初步整理统计，各类古籍达12782种；目前，已经对其中的2782种古籍整理了目录。
置身在中医古籍的海洋，我们为北京大卫中医医院及其张占宗院长的如此拥有、为中华传统中医文化的收藏而自豪。
二、中医古籍的“宝库”
毋容置疑，北京中医医院张占宗院长所藏中医古籍之多，在医家私人收藏家、社会收藏家中是首屈一指的；这儿是一座是名副其实的中医古籍“宝库”。
一是存量之大、种类之多，为中医家传藏书所罕见。据初步整理统计，在5万余册中医古籍中，单本18,000余册（套），珍本1500余册套，孤本92册（套）。其藏书量不仅远远超出一般个人收藏，而且远远多于中医药院校、科研机构和中医院古籍藏书量；这样的收藏，大致是国内各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中医药古籍藏书量的2～3倍。
二是理论之丰、价值之高，为中医古籍藏书所稀有。如《几希录良方合璧》《痧胀玉衡全书》《千金方衍义》《医门法律》《冯氏锦囊秘录》《本草求真》等，属极为珍贵版本。又《万国药方》，是中西医药名、病名对照的内容，是研究清末民初西医进入后中国医疗状况的珍贵史料。另有古医方、经验方、单方2000余个，其中肿瘤、再障、带状疱疹、糖尿病、肾结石、冠心病、肝腹水等医理药方，已整理上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三是刻本之早、手抄之最，为中医医家藏书所独到。经初步考查，这批海量的藏书，多数为石印本，少量为木刻本。版本年代上，有一些是明代以前的，有清、明年代的，有清末、民国早期的。如《本草求真》，就是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遂宁务本堂刻本；《几希录良方合璧》，则为清同治八年（1869年）姑苏得见斋刻本。而其中千家医馆堂号的数万册手抄本，不仅是中医的瑰宝还是中国书法的楷本。
四是名医之聚、良方之汇，为中医集成藏书所奇葩。据初步浏览，在这些古籍中，保守讲至少有数千名当时的名中医大师，有数万个当时流传的良方，可以说是集大成、汇大流的民间中医诊疗“百科全书”。
而且，在各医馆堂号开出的数以千万计的药方中，大部分标明见效时间；这些显然是经过临床反复验证的良方，有的还有当朝皇帝御批确认奇方，印证了当时名医名家名方的全面性、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同时也表明这些古籍研发潜力很大、用途很广、应用价值极高。
这些中医古籍之所以与其他藏书不同，主要是由张福海老先生作为宫廷御医的身份地位、一代名医的声望和影响，以及作为师者讲习中医知识和经验等的特殊经历和阅历所决定；更是中医收藏家张福海老先生潜心研究并献身中医药事业的衷情表达和佐证。
在采访中,张占宗院长给记者介绍了他的爷爷张福海。
张福海（1864-1960），河北保定人，光绪年秀才；自幼随父学医得真传，勤奋聪颖、博闻强记、融会贯通，乃直隶津京名医大家。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张福海入皇宫大内为隆裕皇后诊疗，后又为慈禧太后用药并献上祖传养生秘笈，遂受命担任宫廷御医。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外凌内乱；先生厌恶官场黑暗，便辞官还乡行医，为民除病解忧。李鸿章、袁世凯以及同盟会会员陈幼云等，都曾慕名前来把脉开药和求调养之法；先生运用妙方奇方治愈疑难杂症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今仍令人敬佩不已。其所著《中医脉象转解》《福海妙方实见》《张氏祖传秘方》《中医炮制与配伍》《中药外治》等巨制，是他一生行医实践的结晶，也是弥足珍贵的传世之作。古稀之年，张福海老先生在保定开办中医讲习所，为培养中医人才，为中医的后继有人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生前，张福海先生以超常的智慧和独到的眼光，致力于中医书籍的收集，长年累月，积少成多，不惜代价，义无反顾，终于保存了大量的中医经典，为后世后人留下一笔极为珍贵的中医文化遗产。
张占宗院长还告诉记者：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为了防止兵荒马乱导致收藏的中医古籍流失或损毁，他爷爷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承担了很多风险，付出了很大代价。他将这些古籍放置于房屋建筑的夹墙中，或用大瓮密封存藏于地下室。正是这种秘而不宣的用心良苦和精心保存，使这批“国宝”躲过了天灾人祸，避免了可能招致的毁灭性破坏。如今，这批中医古籍能在国家重振中医药事业的新时代重见天日，一代名医张福海先生功不可没、功高盖世。
这些中医古籍之所以与一般藏书的意义有别，是因为藏家唯一合法继承人张占宗院长，在守护和献出这批中医古籍“国宝”中，几十年间表现出来的、令人肃然起敬的赤子之心和家国情怀。为了全面继承好、合法保护好、充分利用好这笔珍贵的中医文化遗产，在创办大卫中医医院不久，张院长就将这批古籍陆续批量开封，从河北保定运至北京。由于年代久远，他发现这些古籍的纸张普遍泛黄老化，有的边角残缺，有的脆不可触。他果断采取了防护措施，在确保不受到直接毁损影响的前提下，护送进京。目前，这批古籍的很大部分已存放于大卫中医医院，少部分仍在原地大缸中封存。
张占宗院长说，目前在北京中卫中医医院医院存放的古籍，由于受到场所空间的限制，仅有约300平方米的恒温大房；这儿相对保存条件较好，但即使打捆摆放也难以容纳全部。所以，还有相当数量的古籍只能存放在办公室和普通书库的书柜、书箱里；除少数经常参阅使用的外，大多还是只能成捆挤压存放。这种存放方式和环境很不利于古籍的保护，如不及早采取措施，古籍自然灭失的风险将逐渐演变为现实，委实令人堪忧惋惜。
据专家实验分析，古籍保存日久，纸张机械强度下降，变黄变脆，最终失去韧性而无法使用，这是自然规律。只有改善存放条件，提高科技含量，才能延缓这一趋势的进程。基于百分之八十以上纸张损伤是由于大气环境原因导致纸张酸化引起的，而纸张PH值以7为临界点，小于7为酸性，只有PH值大于7，古籍安全才有保障。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纸张保存二三十年后，PH值下降1～2个点，纸张老化程度随PH值降低而快速加重。虽然不同原料的纸张PH值有差异，但酸化严重是基本趋势。据有关方面统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纸制文献PH值大都在4.0左右，处于严重酸化状态。张占宗院长认为，依据上述分析，大卫中医医院的古籍保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三、中医古籍的“展望”
尽管这批中医古籍已经引起国家层面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但要真正做好传承、抢救、挖掘、使用等方面的工作，还是任重道远。
在医院三楼“中医药古籍文献室”门前，张占宗院长向记者介绍了挂在墙上的5块铜牌：（1）中医工程研究所；（2）中医古文献抢救工程研究所；（3）中医古文献挖掘使用工程研究所；（4）中医培训教育传承工程研究所；（5）中医特效方剂工程研究所。这些牌子，都是国家中医药有关部门或者机构授予的。据张院长讲，这么多的研究所，几乎囊括了中医古文献研究和中医培训教育的所有方面；这么多的研究所集中在一家民营中医医院，也是在全国独一无二的。这充分表明了北京大卫中医医院及其中医古籍文献的历史厚重感和责任担当。
在座谈交流中，张占总院长畅谈了关于开展上述五个研究所工作的思路和打算。他说，2017年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已经批准在本院挂牌成立“张占宗中医药传统技能传承工作室”。这是政府主管部门赋予本人以及作为依托单位的北京大卫中医医院更多的整理挖掘中医医疗经验、传承培养中医人才的责任，他将以此为主阵地，组织指挥打好五个研究所的“五大战役”，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首先，要确立加快中医药古籍价值实现和有效保护的准确思路。古籍文物的最大价值是内容的开发应用，而不是文本形式。中医药古籍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具有文献和文物的双重属性。作为文物，其文本形式与文本内容是可分的。文本内容是可复制的、可传承的。这与字画及其他观赏性质完全不同。通过古籍内容的挖掘和应用，最大限度盘活这种特殊的文化资源，让文物活起来，及早用于国家医疗卫生实践，造福人民，这才是真正的物尽其用，是价值实现的根本标志，更是对文物有效保护的根本举措之一。
同时，古籍文物价值的大小，随开发应用受时间而有所不同，开发应用越早，社会贡献就越大，其价值含量也就越高；相反，将古籍束之高阁，深藏不露或露而不用，其潜在价值就难以变成现实价值。另外，开发应用越晚越慢，文物安全存续的风险就越大，甚至存在灭失的重大灾难。所以，及早开发应用中医药古籍，使其在医疗、教学、研究、康养中切实发挥作用，应该成为传承优秀中医药文化、振兴中医药事业的基本价值观。
我国大量中医药古籍藏于民间。这是由中医药起源与发展的特殊历史原因决定的。如何鼓励民间高质量中医药藏书投入开发应用，防止古籍孤本、珍本流失甚至灭失，是古籍开发应用和保护的重大课题。据了解，多年来不少国家对中医药古籍及中医药人才极其关注，特别是美、日等发达国家，更是高价收买秘方，高薪招聘甚至无条件发放绿卡招募中医药人才，中医药资源外流问题已很严重。如果国内没有更加鼓励开发应用民间中医药古籍的具体政策措施，甚至对中医药资源和人才流失放任自流，势必给国家造成不可估量并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既愧对祖先基业，又很难对国人作出交代。
其次，要创新中医药古文献研究的工作机制。张占总院长说，作为中医药古籍收藏人和传承人，应当跳出古籍文物私人所有权的局限，站在五千年中华传统大文化、中国中医药大文化的高度，放眼未来发展。他表示，中医药古籍是历代先人总结行医实践、探索中医药发展规律的智慧结晶。尽管自己是这批中医药古籍的占有主体，拥有绝对的占有方式，但说到底这些都是民族的瑰宝、国家的财富，都必须用于造福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快开发利用中医药古籍是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社会义务，必须自觉服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大局。而当初自己的爷爷苦心孤诣的个人收藏或传承、自己的持续保护和贡献，其权益价值的最终实现，恰恰只能在服从服务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格局中得以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告慰与像爷爷那样为中华中医传承发展的仁人志士和社会贤达，才能不辱使命做一个具有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的新时代中国中医人。
再次，要持之以恒加大中医药文献古籍保护力度。张院长说，保护好文献古籍，既是改善当前古籍存放状况、抢救濒危古籍所必需，又是一项长期不断的经常性工作。（1）目前，我们要在已经对部分文献目录登记造册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实施有效保护；对老化、毁损较严重的，要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要创造条件加快推进修复绝方、妙方等高价值残本。（2）对常规手段难以抢救的，通过扫描等数字化存储，千方百计保全文献内容，尽量避免重要内容缺失。（3）进一步加大古文献保护投入，健全常规保护技术和方法，不断改善存放及查阅环境，切实维护文献古籍安全。（4）请求有关图书、档案等专业机构专家莅临指导，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不断提高古文献存放和保护的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为长期开发应用提供可靠保障。（5）设立“张倧山中医药古文献开发应用研究院”，立足以现有古文献应用研究为重点，对内通过临床实践，推广应用研究成果；对外组织重要课题研究，开展学术经验和中医药文化交流。研究院是未来科研引领型发展模式的核心主体，按实体运作，逐步做实、做大、做强。大卫中医医院作为研究院的附属医院，既承担临床转化科研成果的任务，又在总结实践基础上向研究院不断提出新的课题，逐步形成以研究院为核心，中医院为载体的科研引领型体制框架。（6）努力深化对外合作交流。要认真总结以往与相关专家共同开发利用古籍的工作经验，继续探索深化合作。要不断优化合作对象，提升合作层次，完善合作方式，力求在合作开发应用古医方等方面取得新突破。（7）积极探索古医方产业化、市场化的实现途径，通过与制药企业合作或转让古医方等方式，制作中成药或饮片，把祖传秘方、验方推向市场、服务大众。积极与大企业合作，为企业提供中医药人才培训和健康知识普及、体检及医疗服务，同时探索中医药治疗职业病的方法，推进医院企业深度合作。适当扩大与中医药院校的合作，完善教学实验基地功能，为培养更多中医药人才创造条件。
张占宗院长的这一席话，讲得多么好！
张占宗院长的这些措施，又是多么的扎实！
基于以上思考，北京大卫中医医院将在古籍开发应用实践中，进一步强化中医药古籍的价值观、大局观，把先人留下的古籍视为民族遗产和国家财富，绝不将古籍作为谋取私利的资本。要以开发应用古籍为己任，在国家振兴中医药事业、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实践中奋勇当先，使古籍尽早回报社会、造福人民。
回望掩映在一片绿色中的北京中卫中医医院，回味张占宗院长的铿锵誓言，记者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批中国中医古籍将在新的历史阶段重新焕发光彩；中国中医的传承将后浪推前浪永远前行；中国中医的振兴之梦将在张占宗这样的有识之士和有为之举中得到圆满实现。
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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